作為學者而享譽甚隆有如影視明星般受捧的易中天，因在中央電視臺推出節(jié)目《品三國》而走紅神州，文章結集成書也引起廣大群眾的追捧，他品評三國人物的文章，深得遠在澳洲的前港大教授陳耀南兄的贊賞，陳兄說──
融鑄古典，洞達人情，而出之以清暢幽默，其可謂貫通融會，入木三分；
引號特繁，而不覺其多，每頁讀之津津有味，眉飛色舞，真不易得也。
對易中天的《品三國》，真是好評如潮。但是“譽之所至，謗亦隨之”，史學界中的學者譏諷他“品位低下”、“嘩眾取寵”。有人說，他把《空城計》中司馬懿兵臨城下，諸葛亮臨危撫琴退敵的機智，庸俗描述為“諸葛亮一看，管他呢，把城門一開，抱著自己的琴，上城樓卡拉OK去了……”對劉備與諸葛亮的親密關系，形容為“劉備對諸葛亮的好，好到讓關羽和張飛覺得，就像老鼠愛大米”……，總之，他們以“不入流”譏評易中天的品格，特別把曹操的奸詐言行抬高為大英雄的本色，把爾虞我詐的權術夸為優(yōu)秀的政治技巧等等。
看到這種評價，易中天的反應又如何？看來他是早有精神準備的。他對《品三國》早有考慮，就是要形成自己的風格。他以“正說”、“趣說”、“妙說”三種境界來要求自己�！罢f”以歷史事實為依據；“趣說”是調動觀眾聽講的興趣；“妙說”是在上兩說的基礎上分析，予觀眾以啟迪而達到一定境界。他在一次專訪中認為“要把歷史人物還原為普通人，有七情六欲、喜怒哀樂的個性，拉近歷史和我們之間的距離，不以現(xiàn)代人的標準苛求古人”。
易中天在品三國表現(xiàn)的史學觀點，與嚴肅的歷史學家的觀點是有差異的，不禁令我想起“文人相輕，自古而然”的古訓。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是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提出的，他認為“夫人善于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
以曹丕的立論衡量史學界研究歷史、人物所沿用的敘事形式(也就是文體)，是與易中天大不相同的，因此嚴肅的史學家就以自己的所長，相輕易中天的所短了。
認真說來，易中天的《品三國》不僅在講故事中形成“所短”，更為有心人擔憂的是：“易的品讀實為‘混嚼’，除了把歷史庸俗化外，還似乎讓人感覺到這個世界就是爾虞我詐，勾心斗角，誰權謀勝出，誰就在世界上勝出，在競爭的社會就要以權謀來對付敵人。”(引自上海大學文學院教授葛紅兵的批評)。特別是把糟粕當精華講述，就是對優(yōu)秀的傳統(tǒng)文化的諷刺，對聽眾是會起誤導作用的。
看來，易中天的《品三國》引發(fā)的爭論，還不易收場，這令我想起蔡元培在一首詩中發(fā)出的感慨，他的詩寫道──
文人自昔善相輕 國手圍棋抵死爭
大地知難逃壞劫 靈魂無計覓真評
即留萬古名何用 奚似剎那心太平
鄧析惠施世多有 誰齊物語托莊生
蔡詩提及的古人有鄧析和惠施，詩中用典的意義自在，值得我們探討。
先說鄧析，他是春秋末期的思想家，也是法家的先驅人物，曾創(chuàng)立私學(即私塾、書院)，以寫在竹簡上的法律教弟子，“摻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學習辯訟。(引文見《鄧析子》)一書。
再說惠施，他也是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思想家與名家的代表人物，“含同異”的創(chuàng)造者，強調“萬物差別的相對性，否認事物相對穩(wěn)空的特殊性質，導發(fā)形而上學的詭辯”。(引文參見《漢書.藝文志》文言記載)
除引用鄧析、惠施的議論外，蔡元培還提到莊生(即莊周)的齊物論。他主張“絕學”、“愚民”，擺脫一切桎梏，是非善惡都不計較。郭象對《齊物論》的注釋進一步指出齊物“泯絕彼此，排造是非”。“美己而非彼，自是而惡人，物不莫皆然也”。
蔡元培在引述了鄧析的“操兩可之說”的辯訟、惠施的“相對論”的“詭辯”、莊生的“泯絕彼此、排造是非”的議論之后，他以“靈魂無計覓真評”之句，印證今之“文人相輕”，認為是難以避免的痼疾。
蔡元培認為世事如棋，名利誘人抵死相爭，能凈化名利，保持心境的平靜與舒適殊不容易。易中天的走紅并非幸致，他苦心孤詣從正說、趣說、妙說三種境界，爭到比專家、學者的高頭講章優(yōu)勝得多的態(tài)勢、“從高高的學術論壇上走下來，一屁股坐在地上”。
蔡元培早年雖然以“大地知難逃壞劫”警告“文人相輕”，可說是無效的。魯迅曾以七論文人相輕譏評上世紀三十年代上海文壇的怪象，離如今的現(xiàn)實更遙遠了，也已被人遺忘了。
(來源：香港《大公報》 文：曾敏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