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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政府新一輪機構改革的關鍵，是破除“都管都不管”的困局。

　　文 本刊記者 李秀江

　　以政府公報形式正式對外公布的《政府部門機構職能編制�？�》顯示：北京市政府新一輪的機構改革啟動后，將設立辦公廳和組成部門、直屬特設機構、直屬機構共46個。各部門增加、取消、下放、轉移、加強的職責多達百余項，解決和理順的交叉職責達20余項。

　　三年前，劉金鋒從老家來北京打工時，就聽老鄉(xiāng)們講述過在外打工的種種艱辛。三年中，他也有過被歧視、被漠視的經歷，他說，不是城里人欺負農民工，而是因為“沒有專門替農民工說話的機構”，久而久之，農民工覺得很自卑，不敢與城里人平起平坐。

　　最近，讓劉金鋒心里感覺最溫暖的是一則新聞，新聞中說，在新一輪的北京市機構改革中，北京市新組建的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下稱人社局)增設了全國第一個農民工工作處，他不知道農民工工作處具體做什么，但從字面理解，這是一個專門為像他這樣的農民說話的機構。

　　劉金鋒是典型的新一代農民工，他渴求權利的平等和城市的認同感。此次北京市的機構改革，至少在外部形式上對應了他內心的渴求，而更多的人也從此次機構設置的變化中，看到了北京機構改革中的“服務思維”。

　　該減則減，當立則立

　　與上一代農民工相比，劉金鋒是幸運的。他趕上了改革的歷史節(jié)點。

　　2008年8月25日，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召開的“地方政府機構改革工作電視電話會議”，揭開了這次地方政府機構改革的序幕。

　　“我國政府已經解決了私人產品短缺的問題，現(xiàn)在要開始解決公共產品短缺的問題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遲福林說，“經濟建設有保障，這是轉型的前提和現(xiàn)實基礎，我們已經具備�！�

　　這種內發(fā)性的改革，其外在表現(xiàn)之一就是機構數(shù)量逐漸減少，而職能和效率更加突出。

　　以北京為例，改革開放以來，北京市共經歷了多次較大的政府機構改革。在此前數(shù)次改革之后，北京政府工作部門由1983年的79個整合為45個；議事協(xié)調機構和臨時機構也由2003年的97個減少為48個。

　　當然，機構改革的核心是政府職能轉變，不是為了形式上的增減，機構調整只是轉型的外部體現(xiàn)。

　　此次北京大部制改革之后，明顯的變化是：新組建了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藥監(jiān)局并入衛(wèi)生局，人事局和勞動保障局合并組建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建設委員會更名為住房和城鄉(xiāng)建設委員會。同時，將環(huán)境保護局和社會建設工作辦公室升格為市政府組成部門。

　　議事協(xié)調機構和臨時機構也得到了較大的精簡和規(guī)范，市政府方面共減少27個，精簡比例為32.5%。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認為，這次北京機構改革明確執(zhí)行服務型政府思路，解決了北京今后發(fā)展中的政府構架問題。

　　在地方政府機構改革拉開序幕之后，中央下發(fā)了《關于地方政府機構改革的意見》，要求各地要以大部制思維來推進機構改革，但不搞一刀切，允許各省市因地而異，賦予地方比較大的自主決定權。

　　北京先是按照中央提出的大部制改革的整體思路來推動，但沒有完全對接中央的大部制改革，而是根據(jù)自身特點裁撤并設立了有關機構。

　　比如，按照國際金融中心的定位組建了“金融工作局”，根據(jù)北京外來務工人員較多的實際情況，設置農民工工作處。這些都是因事設位。

　　作為全國第一家以“局”冠名的省級政府金融協(xié)調機構，金融工作局為市政府直屬機構，不再保留金融服務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其職責劃入金融工作局，將主要負責統(tǒng)籌金融產業(yè)建設發(fā)展，做好金融風險處置工作等。

　　同時，將原來發(fā)展和改革委員會部分職責整合劃入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市工業(yè)促進局、信息化工作辦公室、市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局均不再保留，3部門職責全部整合劃入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專家認為，這一舉措凸顯了北京對經濟發(fā)展、企業(yè)發(fā)展及信息化發(fā)展的高度重視。

　　而新組建的市人社局，將原人事局的職責、勞動和社會保障局的職責，整合劃入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在對應“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大部制改革的同時，又新設置了農民工工作處。

　　此前問題最突出的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都是由建委等幾個部門牽頭解決，這次專設了農民工工作處，并將其設在人社局，農民工的保障也有望實現(xiàn)全方位銜接。

　　“這個工作處設在人社局也是因為勞資問題是農民工問題中非常關鍵的，有數(shù)據(jù)顯示，目前80%的產業(yè)工人都是農民工。這是社會繞不過去的問題，北京市這個機構的設立也是面對社會現(xiàn)實的最好體現(xiàn)。”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