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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評論：“躲貓貓案”輕判獄警值得商榷

　　8月14日，昆明當地法院對原晉寧縣看守所民警李東明及3名直接責任人分別判處有期徒刑和無期徒刑。沸沸揚揚的“躲貓貓”一案終于塵埃落定。但這個結局并不能解決背后隱藏著的更深層次的制度問題。

　　比如，看守所能否交由司法行政機關管理？看守所作為羈押人犯的場所，與監(jiān)獄有著同樣作用，區(qū)別只在于看守所在刑事訴訟程序啟動之初羈押人犯，監(jiān)獄在刑事訴訟程序之末對犯人執(zhí)行徒刑。在近年“洗澡澡”、“躲貓貓”等看守所奇案屢見不鮮的情況下，為什么不能把看守所像移交監(jiān)獄管理權一樣，交給司法行政機關一并管理呢？司法行政機關在職責上沒有偵查、起訴與審判的權力，沒必要對人犯采取刑訊逼供，顯然更適宜。

　　又比如，網絡問政時代何時到來？“躲貓貓”案件發(fā)生后，出現了有趣的一幕：云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伍皓帶領10網民調查委員會介入“躲貓貓”事件，以網民的名義進入看守所，查看監(jiān)倉，與公安局、檢察院負責人對話，結果卻始終未能查清事實真相。廣大網民歷經“周老虎”、“俯臥撐”、“躲貓貓”三大頂尖絕學之后，對于“網絡問政時代”的到來既渴望又迷茫。網絡民主何時能真正走進現實生活？顯然“躲貓貓”事件并未給出答案。(董亞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