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募集討伐袁世凱的軍費，1915年2月5日，孫中山、陳其美與日本訂立了《中日盟約》。條約規(guī)定，“中華經營礦山、鐵路及沿岸航路，若要外國資本，或合辦之必要時，可先商日本，若日本不能應辦，可商他國”。

　　當年年底，孫中山秘密會見了日本陸軍參謀總長上原勇作，要求日本支援中國革命，承諾“中國新政府可以東北三省滿洲的特殊權益全部讓予日本”。他說：“日本人口年年增多，東北三省的遼闊原野適于開拓。日本本來資源貧乏，而滿洲，則毋庸諱言，富于重要的資源，日本矚目斯土，乃當然之國策。對此，我等中華革命黨員能予充分諒解，故可以滿洲作為日本的特殊地區(qū)，承認日本移民和開拓的優(yōu)先權�！薄安粌H滿洲，中國本土的開發(fā)亦唯日本的工業(yè)、技術、金融力量是賴。”

　　袁世凱死后，孫中山在廣州舉起了護法大旗。1917年9月15日，在和日本社會活動家河上清的談話中，孫中山表示“希望日本方面給予武器、軍火和大量貸款”。而“一旦掌握了權力，將愉快地將滿洲交給日本管理”。但是因為沒有自己的武裝力量，孫中山終究沒有得到日本政府的信任。

　　有意思的是，由于四國銀行團的支持，袁世凱政府曾經獲得1010萬兩白銀的借款。段祺瑞政府也向日本銀行借款八筆，總計1.45億日元。孫中山費盡心思得不到的，袁世凱和段祺瑞卻比較容易地得到了。孫中山兩次護法，一敗再敗，最后做出了聯俄的政治選擇，最終得到了蘇俄的資助。

　　國民黨黨產的第一桶金，就在這漫漫籌款路上不斷累積成型，在孫中山四處奔波的過程中，他所做的各種努力被作了各種不同的解讀。

　　孫中山在探尋三民主義道路上的堅忍不拔令人欽佩，但他的一些手段不免使人生疑。不管是革命還是改良，不管是推翻帝制還是再造共和，手段的不正義能否導致結果的正義？也許一時占得上風，但出賣民族和國家利益換來的成功總歸是要留下敗筆，總歸是要還給人民和歷史一個交代。

　　來源：《文史參考》